深刻认识基于共识主动性的美军第三代武器装备体系加紧构建中国特色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
佟京昊（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文发表于《国防科技工业》2021年11期
1982年6月发生的贝卡谷地空战，以色列军方通过灵活运用无人机、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和第三代歼击机并配以恰当的战术、战法，在对同代战斗机和防空武器的作战中取得了战损比极其悬殊的辉煌战果。尽管战后，对于双方战机具体的战损比一直有所争议，但无疑的是，在面对战机数量和武器先进性并没有处于劣势的叙利亚空军和防空部队，以色列空军用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举摧毁了叙利亚和前苏联耗时10年耗资20亿美元构建的贝卡谷地防空体系，为入侵黎巴嫩扫清了障碍。
而对于武器装备研究发展而言，贝卡谷地之战标志着对于武器装备实战效能的判断，不能再从武器装备的技术指标进行简单判断，而必须具备体系对抗的视野，从多平台体系构建和多维度对抗视角加以认识。伴随军事战争由“平台对平台”过渡到“体系对体系”，武器装备发展工作自然也需要从体系视角加以研究和推进。目前，美军在马赛克战略指导下正在建设的基于机器共识主动性培育的第三代武器装备体系，对我国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以促进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体系化发展与评价机制要求日益迫切。
即使，贝卡谷地之战中显现巨大优势的第一代美式武器装备体系，更多的是来自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促进，而非五角大楼的顶层设计工作。但当这种多平台协作的效能优势在武器装备实战对抗中得以充分显现后，也无疑引起了美国军事战略部门和军工巨头的高度重视。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美军在新武器平台发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验证和实战检验，最终根据体系协作需求进行了取舍和调整。最为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空军在第四代主展机型上选择了体系协作效能更好的F-35，而非技术指标更为先进的F-22。也是在此期间，美军武器装备发展思想也逐步由武器装备的平台化发展向体系建设过渡，并在本世纪初逐步成熟。作为标志，五角大楼和美军各军兵种在本世纪初发布一系列技术战略指导文件中，都明确提出武器装备发展“从注重平台到注重能力转变”、“从大而全的单个整体系统到发展功能单一注重联合的分级系统转变”等武器装备发展由平台建设向体系建设转变的具体要求。
受益于这种武器装备发展思路的巨大调整，美军武器装备体系对抗能力得以大大加强。如果把贝卡谷地中展现的，并在虽后十余年里丰富完善的，基于信息技术进步而实现通讯广泛互联的美军武器装备体系称作第一代“体系化”武器装备体系。那么，在本世界头十五年，美军已经建设形成了从体系划代视角的第二代武器装备体系。与第一代武器装备体系协同基本依赖雷达与通讯技术不同，第二代武器装备体系间的连接与协同依托的是更为全面、先进的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技术。信息物理系统是一个基于网络通讯、复杂物理环境感知和大算力的多维复杂系统，非常适宜用于实现诸如战役指挥协调等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也被视为催生工业4.0时代的关键性技术。正是基于这一技术，使得美军武器装备发展和应用更具层次和针对性，虽然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使美军有机会充分展示这一代作战系统的整体实战效能。但是美军利用信息物理系统通过人机交互接口实现和物理进程的交互，实现了远程的、可靠的、实时的、安全的、协作的方式遥控无人机，进行远程精准打击的能力还是震动了世界。
但是，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过去五到十年间，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到深度学习阶段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种古老的生物行为机制已可以被赋予到最先进智能化武器装备上，从而使武器装备或作战单元可以实现无人控制下的自主协同。其技术影响足以革新武器装备体系的协同机制，并进而促使现代军事指挥系统结构发生重大革新，已成为美军正在构建的第三代武器装备体系构建的代表性关键技术。这种技术就是集群智能技术，而其背后的行为机制就叫做“共识主动性”（Stigmergy）。
共识主动性是法国生物学家Pierre-Paul Grassé于1959年发明的新词，用于解释蚂蚁和白蚁这类大群落生物的集群智能行为。Grassé经过观察发现，蚂蚁和白蚁这些几乎没有任何智慧的生物，却能够合作建造具有复杂建筑结构的蚁巢。这些生物的群体筑巢行为并非是源于一个关于巢穴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机制，蚂蚁之间甚至没有直接的交流。因此，蚁巢的精致框架和复杂结构，完全是每个蚂蚁单独识别其他蚂蚁留下的生物激素和存留物后，达成共识，直接行动的结果。
这种行为机制可以使这些大群落昆虫协同完成远远超出个体能力的复杂任务。上世纪末，美国有专门团队历时数年在南美洲观察和研究NE行军蚁和ATTA切叶蚁之间复杂的攻防战争。数以百万计的无智能蚂蚁通过各自群体留存于环境间简单的信息表达，在群落战争中表现出大规模的智能协同机制，使各自战术能根据战争阶段、战场环境、战役进展而不断演变。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自上世纪后期就开始提出利用集群智能的作战概念并将其应用于无人机群作战仿真研究，资助了一系列集群智能领域的技术研究。直到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基于机器共识主动性的集群智能技术迅速在大量智能装备项目上取得应用。
这些基于共识主动性的集群智能武器以“自组网、去中心、主动协同”为特征，可以在群体活动的环境内构建集群内部信息场，各智能装备自主协同完成任务目标。由于并没有担负指挥、协调功能的关键个体存在，目前用以应对第二代体系化装备的“攻脑”、“断链”作战，在应对这些智能武器时都将很难取得实效。无疑，这种能够实现自主协同的集群智能武器装备，一旦投入战争，可以在战术和战略层面对所有以人类士兵为行动基础的军队形成压倒性优势。更值得警惕的是，蚂蚁的集群行为会受空间限制的根源在于，蚂蚁个体用以传达信息的化学信息素只能在较小的空间环境内传播、留存。而如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这种共识主动性的行为机制则完全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环境发挥作用，而美军正是在这一技术背景下提出了马赛克战的概念。
马赛克战概念，是特朗普执政期间，为贯彻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美国军事战略指向“从反恐重返大国竞争”的要求，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下属的战略技术办公室最先提出的。其概念界定为：“马赛克战”是集中应用高新技术，利用动态、协调和具有高度自适应性的可组合力量，用类似马赛克艺术创作的方式，将低成本、低复杂度的系统以多种方式链接在一起，建成一个类似“马赛克图案”的作战体系。
2019年9月10日，美国米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在DARPA指导下发布了《重塑美国军事竞争力：马赛克战》报告。该报告提出“通过打造一个以具有复杂运算能力的由大量传感器、武器装备、作战人员和决策者组成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网络，可以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和作战需求，迅速自行组合和分解，形成具备‘不断适应新的作战任务’自适应能力的复杂作战系统。”2020年2月11日，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发布《马赛克战：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实施决策中心战》报告，更进一步提出“将数量更多的、体积较小的、功能较少的作战单元，纳入更多无人系统、自主系统和人工智能元素，通过实施以‘马赛克战’为特点的决策中心战来战胜对手。这种以决策为中心的作战模式可以给敌人造成多个困境，以阻止他们达到目标”。反映出美国军事战略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共识主动性行动机制在战争中体现的关键优势，是比建立能够自主协同的无人化武器部队更具优势的决策效率优势。
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其实可以从我党、我军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答案。事实上，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受制于安全环境和技术装备限制都不可能比敌人更具效率。而引导我军取得一次次辉煌胜利的正是在高度政治认同下形成的共识主动性。以百团大战为例，根据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下达得《战役预备命令》，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就是22-24个团。但是，正是因为广大八路军指战员普遍存在强烈的“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共识，作战主动性、积极性很高。很多部队根据自身所处位置和敌我情况，主动寻找战机，配合作战，使最终参战兵力达到或超过１０５个团，极大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反动派关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类似情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比比皆是。实践证明，在复杂战争环境下，这种基于共识主动性的分散式决策机制，往往比严密而统一的指挥系统更具效率优势。而蚂蚁等大群落生物的行为模式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共识主动性不需要以高级智能作为基础，昆虫这种无智能生物一样可以把这种行为机制发挥得很好。因此，只要能把战争行为细化分解，再通过“信息——行动机制”开展大量仿真模拟培训，完全可以培训出适应具体任务的一系列基于共识主动性的机器智能，支撑“马赛克战”成为现实。这些基于机器“共识主动性”而能够紧密联系，进行多维度自主协同和人机交互的军事软硬件系统共同构成的、以集群智能技术为代表技术的武器装备体系，正是笔者所介绍的美军“第三代武器装备体系”。
集群智能装备体系的出现可以说是多领域技术共同发展进步的结果。涉及生物仿生学、群体行为学、人工智能科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诸多科技前沿领域并和军事指挥与战法研究深入融合。而我国传统国防科技工业从根本上讲是基于机械装备行业为主体构建的，几大军工集团分别由以前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机械工业部改制发展而来，在很多新兴技术领域，从专业配置上就存在先天缺陷。在当前情况下，如果继续保留传统较封闭的武器装备发展方式，这些军工集团的确是很难独立应对集群智能武器装备体系出现形成的挑战。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动员全社会科技工业力量，不只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还要实现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十四五”期间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巨大跨越。目前，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工作，困难很多，阻力很大，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在刚刚闭幕的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紧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全面开创武器装备建设新局面，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为深入贯彻中央军委加紧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的要求，笔者结合武器装备体系化发展与竞争的客观技术环境，提出如下建议：
1、党中央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直接领导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科技工业体系最重要的部分，相较普通工业领域有着专业覆盖广、技术难度大、供应链复杂、质量要求高的根本特点，也是国家资源要素投入的重点领域。其发展成果，不仅直接决定现代军队的综合战斗力，也直接关系着国家科技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在世界范围内看，大量先进技术的出现都是优先应用于国防再逐步转向民用的，国防科技工业的技术积累将决定国家科技体系发展的潜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过于依赖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缺少原始创新，可以说也正是导致国家科技工业体系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因为国防科技工业对国防实力和先进技术促进的综合性作用，美俄等国的最高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本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事实上，当今大部分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都来自于美俄政府的引导和支持。美国国会和总统是国防工业发展的最高决策层，国会通过法律、法案和批准国防预算来对行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总统及其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领导制订国防科技行业重大发展方针政策、军事与安全战略、重要武器与军事技术计划等。国防安全委员会之下，是在五角大楼设有研究与工程副部长办公室，领导多个司局负责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与前沿技术探索工作。前述，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就是专职于战略前沿技术的前瞻性研究和培育资助的机构，同时也是直接向美国总统、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提供重要决策技术支撑机构。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掌国家权力以来高度重视俄罗斯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工作，并设立了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制度。根据2013年2月新修改的《俄联邦政府军事工业委员会条例》规定：委员会设立1名主席（之前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兼任，2014年以来由普京亲自担任）、1名专职的第一副主席，5名副主席，其中两名为专职副主席，其它三名副主席分别由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和工贸部长兼任。同时，俄联邦总统办公室设置专门司局与军事工业委员会对接，建立了一条常备的“联邦总统—政府和政府委员会—国防工业管理机构—军工集团和合资军工企业”的垂直管理体制。普京本人则每年两次亲自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协调各方面意见，做出决策。
我国政治体制有自身特色，政府和军队是同在党领导下的两个系统。因此，对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这种必须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改革工作，仅调整一方面的工作机制是无法实现健康发展的，必须实现军政两方面改革的协调推进。这就需要党中央全面加强政治领导、强化顶层设计、协调改革推进、决策重大事项。回顾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历程，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也是由中央最高决策层直接参与的。很多军工机构的组建、人员选配、建设选址都是由周恩来总理圈定，甚至毛主席本人最终决定的。当前，国际形势风起云涌，我国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跨越的关键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建设至关重要，迫切需要党中央对此高度关注，直接领导。
2、重视和培育党领导的战略科学家队伍
深入研究美、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的经验，可以看到每次重大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国防技术进步，都有一支特殊的专家队伍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深度融入国防科技行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队伍。战略科学家不同于一般概念的科学家，除了精深的技术造诣外，战略科学家更需要广阔的技术视野和深厚的经济学、管理学经验积累。战略科学家解决的不是某一领域的技术攻关问题，而是通过对前沿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的跟踪研究判断未来最可能引发国防、军事、工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产生的方向和路径。而美俄两国都是通过将战略科学家纳入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系，发挥这一群体引导国家科技工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前述由普京本人担任主席的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直接对接十余个高新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委员会就是俄罗斯的战略科学家队伍，通过向俄军事工业委员会提供建议和报告引导俄罗斯科技工业建设与发展。而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作为美国科技工业战略最高技术支持机构，其各项工作就是围绕美国战略科学家队伍开展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借鉴。DARPA的人员构成基本上就是以战略科学家（部门总监）和有望培养成战略科学家的创新型人才（项目经理）构成。
项目经理与部门总监任期短暂且不停轮换，是DARPA制度最鲜明的特征，也是该机构能持续创新的重要源泉。在DARPA，绝大多数雇员的任期一般只有4到5年。很明显，这种短暂的工作任期并不适合那些想找个“铁饭碗”的人。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创新型人才会选择离开稳定的事业而接受DARPA提供的薪水可能更低、缺乏职业安全保障的工作呢？正如曾任DARPA战术技术办公室项目经理Dan Patt说，DARPA给予的是一次“改变未来、塑造未来”的机会，可以从美国国家的角度拥有自由和资源去发展自己认为重要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新技术方向，这对战略科学家们充满了强大的吸引力。要在有限的时间，完成足以影响未来的科技项目培育任务，这种紧迫感时刻提醒着他们手头的重要工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事实上，DARPA的人员基本来自于军地科研机构或科技工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或创业者，在离开DARPA后，很多人也回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科技工业领域成为职业经理人或继续在前沿技术领域创新、创业。据报道，今年3月，科罗拉多矿业学院负责研究与技术转让的副校长斯蒂芬妮·汤普金出任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局长接替了维多利亚·科尔曼而后者是亚特拉斯人工智能公司（Atlas AI）的前首席执行官。事实上，这种具备战略科学家素质的人才，本身也是前沿科技机构或企业发展的支柱型人才，DARPA与行业内这种频繁而广泛的高级人才流动，也大大强化了五角大楼与美国科技工业前沿机构的交流与联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DARPA独特的运行机制，正是围绕着战略科学家团体的发展需求和工作特点而设计的。暨战略科学家和DARPA制度两者之中，战略科学家处于中心位置。有了战略科学家群体，DARPA独特的制度才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从这种角度上说，DARPA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在全国范围各尖端技术领域，筛选和培养可以成为战略科学家的顶尖人才。作为一个以项目经理人为核心运转，担负促进前沿科技进步的政府战略技术投资机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项目经理选择标准，体现了多年来，美国基于战略科学家培养经验总结出的战略科学家素质要求。概括起来三个方面：
1、出众的技术才华；
2、丰富的市场化项目管理经验与投融资经验；
3、不囿于传统思维，寻求以新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家潜质。
回顾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里程，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战略科学家和第一代中央领导的良性互动，正是保障两弹一星等国防重大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2020年6月，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今年9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参考美、俄经验，国防科技领域正是大国战略科学家竞争的核心战场。伴随第三代武器装备体系发展，中美科技工业领域竞争必然日趋激烈，我国国情不同于美国，很难照搬DARPA的工作模式和运作机制。然而应对马赛克战挑战的复杂性、广泛性、紧迫性迫切需要我们能在国防前沿技术发展领域取得突破，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培养和用好战略科学家队伍这一DARPA取得成功的核心思想，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下战略科学家队伍建设，开创充分用好战略科学家的新工作机制。
3、构建基于“技术——装备——战法”技术迭代的军民协作的工作方式
自冷兵器时代，战法的演变就和武器装备紧密相依，甲、矛、盾、弓、马的克制与组合贯穿了各早期文明的军事韬略。而每一次武器装备的重大变革也都必然彻底改变战争方式，国家的兴衰也常常由此而转变。得益于现代人类文明对于几次大战的反思和检讨，冷战后，大国间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明显减少。但是武器装备与战法之间的创新与迭代却未因此而减缓。相反的，受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促进，这种迭代关系日益快速和复杂。“科技进步催生新的武器，新的武器衍生新的战法”本是一种简单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逻辑，但当霸权主义国家军事能力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后，一种由战法需求催生技术创新的反向逻辑也开始在发生作用，“如果某种能力的提升能大幅提升军事优势的话，那么也可以找找有什么潜在技术以何种方式可以形成这种能力”。而当大国间激烈对抗的领域和维度不断复杂化，必然带来能力建设需求的广域化和复杂化，当武器平台化发展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能力建设要求时，武器装备体系化时代也由此到来。
因此，需要看到的是武器装备体系化发展竞争是来源于由科技进步——装备体系建设——军事战法革新的迭代关系的竞争，这种发展方式，正是催生当前第三代武器装备体系出现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方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也戳中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一些痼疾所在。如前所述，我国大的政治体制是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并行发展的方式，在传统上工业部门负责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军事部门负责战争战法研究，特别是我国在国防建设领域一直采取较为宽泛化的保密管理，双方研究部门的直接交流较少，军事部门和工业部门各自“关起门来做技术的”情况比较普遍，战法更新与武器装备进步尚不能深度协调融合，基础科学创新进步更是我国的弱项。而少数人借口以保密要求或体制机制原因，为逃避和推卸发展责任，不惜破坏各方合作与协同，导致我国本就与先进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技术——装备——战法”的迭代进步更加阻力重重。
同一阶段，美国通过提出马赛克战系列研究报告，明确国防技术战略导向，消除军方、工业部门、高校等研究机构之间的认知差距，使之联系更加紧密。将“技术——装备——战法”迭代推进到“技术创新——体系能力——战法战略调整”的新阶段。而这种发展迭代方式的调整将成为美国确保军事霸权的内生优势。美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考验，发展体制本身就比较成熟。虽然美国的国防科技体系也有官僚习气，但在五角大楼里也存在着DARPA这种体制极度灵活的机构。而且美国国防建设领域整体更加开放，参与的主体更加广泛。美国的国防科技战略发展的研究报告一般都是公开的，这有助于在广泛的参与主体间消除认知差距，统一共识；也有助于展开跨领域学术交流和同行业评价；最终形成美国高新科技工业各主体参与国防建设的“共识主动性”。多年来，美国科技工业体系已经成功的将军队与政府研究机构、军工企业、知名大学、中介与情报机构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高度协同的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美国国防科技工业得到广泛的基础研究支持下其结构会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根据先进技术进步而自行调整。目前美国排名前十的武器供应商中，有六家是航空航天企业，以谷歌为代表的大量人工智能企业，近几年承担了大量国防部合同，开始成为美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总要组成。
因此，我国有必要迅速调整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完善管理体系，持续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强化科研机构、各类企业与军内研究力量的交流与协同，形成“打开门”做技术的全新局面。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并贡献于国防为根本目标，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装备——战法”迭代发展方式。
4、灵活把握责任体制与效率机制的平衡，以党领导下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促进国家科技工业体系竞争力提升
伴随美国军事、外交战略的调整，大国博弈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发展环境。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和武器装备发展的竞争日益激烈与紧迫，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就是，作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主体的国有军工央企在“官本位”环境下，在企业管理上普遍采用的行政级别与分责体制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本身“高效率”要求不相适宜的问题。行政级别和分责体制就是按职务经历、技术职称、工作年限等对照官员行政级别进行人员身份划分，再按部门与人员行政分工和相应行政级别分担责任并相互制约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普遍存在于政府的政务管理系统中，是通过“程序正义”保证“公平”的一种制度设定。但是就像“公平”和“效率”间必然要寻找平衡点一样。这种为保证“公平”而设计的管理制度却并非是一种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对于必须实现高效率发展的国防科技工业非常不适合，甚至可以说是阻碍我国科技工业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根源问题之一。即使是在将“权力制约”奉为道德标准的西方各国，也不会有企业追求在企业内部管理经营上实现广泛的制衡与制约，而是普遍采取由职业经理人专权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在市场环境下，这两种不同的企业管理制度造成的效率差距对于企业来说足以致命。为此，笔者建议在我国科技工业体系建设中尝试建立党领导下的职业经理人负责制。首先，是要强化和完善党在企业的政治领导职能、企业党委应以政治领导和责任监督职能为主，独立开展工作，而不应被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所裹挟、同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强化对职业经理人的行政授权和考核，坚持责权利统一，杜绝职业经理人将行政经营责任分解下放和企业行政体系无序扩张。最后，通过推广以核心技术人员持股为关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组建关键技术专家为主的战略议事机构，大幅提高和扩大关键技术人员在企业战略发展的话语权，形成技术骨干群体与职业经理人的良性互动。
党领导的人民军工已经走过九十年发展历程，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军地各方面共同努力中，军工行业发展为我党我军赢得革命战争，反抗外来侵略和实现武器装备建设跨越式发展、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提供了坚实物质技术支撑。但是，同时应看到科技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迫切要求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调整，相信伴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的中国特色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构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